那天下午放学,我做值日生留在教室里打扫卫生,付安东打完球在教室门口等我一块回家。因为手上沾了很多粉笔灰,临走前我去洗个手,让他替我把文具盒装进书包里。回来的时候听见他嘲笑我太幼稚:许深深,你怎么这么喜欢粉色啊,从文具盒到圆株笔,连修正液都是粉的。
他低头去翻我的书包,不可置信地好笑道:不是吧,连书皮都是这个颜色?
我走过去想抢回来,被他转身躲过。
接着就听见“啪——”地一声,书包一歪,里面的书本掉了一地。
“付安东,你给我捡起来!”我捡起一本书就往他脑袋上砸。
有个白色的小纸包从我的校服口袋里掉下来,落在书本上,不偏不倚就在付安东的目光范围里。
这个小纸包,是卫生巾。
感觉血一下子都涌了上来,脸上烧烫不已,我赶紧蹲下去把它捡起来 校服口袋里,埋着头慢吞吞地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放进书包里。真希望地上有个洞,我立马把脸埋进去。
付安东就站在我身边,整个过程我低着头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球鞋,一动不动。收拾这个书包就好像过了几个小时那么长,站起身来的时候,付安东的脸通红,看了我一眼,转身往教室外面走:“走啦,拖这么久,捡个书还这么慢,我回家肯定要被我妈骂。”
口气如常,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
之后,他就没怎么欺负过我。
但他这么认真的学生被记旷课真是没道理
尔今付安东人模人样地以成功人士的姿态出现在众多年轻学子的面前,亲身讲解其成功之道,让我觉得还真不太适应。尤其是他归纳出来的那些成功特质,诸如:梦想、态度和机遇等等等等;更加让我觉得这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因为他成功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他爸。
宣讲会结束之后,按照惯例我和张丘留下来给有兴趣的学生答疑。有个女同学给我们递了份简历,从履历上来看她成绩优异、社会活动很丰富,资质不错,只是在申请部门的那一栏只填了个“a市”。
我叫她的名字:“袁辰,我们公司在a市只有营业部,没有分公司。你申请的是哪个部门?”
她愣了愣:“我只想申请a市的职位。”
“我们目前没有a市的招聘计划。其实在金融环境这一点上,很多不错的证券公司都在北京,我建议你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地点?”
她想了一会,摇头道:“那算了。我不申请了。”
张丘把简历递回给她,随口问道:“你是a市本地人么?”
袁辰回答地倒也坦白:“我老公在a市。”
张丘对着她的背影留了一连串感叹号:“现在的大学生观念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我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单位挑我们,哪有我们挑单位的道理。而且小姑娘居然这么早就结婚了,还没毕业呢。”
我笑:“人家姑娘看得明白,现在这么舍得下的人还真不多。”
校园的感情还是纯真的让人羡慕,我喜欢陆优那时候,别说是换个城市生活,就是换个国家过日子那我也二话不说心甘情愿提包跟着他。
22
我和陆优继火车上见面之后的第二次碰面是在大一下学期的金融工程课上。这课是给研究生开的必修课,我一早就抱着“完全听不懂”的心理准备去旁听,结果确实听不懂。
金融工程是大课,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一排连着一排的座位,陆优坐在中间的位置,不太起眼,有时候身边坐着他的室友杜少图和其他同学。
陆优很少逃课或者迟到。这门课时间安排在每周二上午的8点到10点,我每天费劲了心力从被窝里挣扎出来,提着包子豆浆进教室,基本都是在第一节课结束第二节课开始的时候,踩着上课铃进教室。
比我来得早来得积极的其实没几个。
前三周我都没机会和陆优说上话,只能坐在后排对着他的后脑勺发呆。陆优听课很认真,他笔记做的很工整,广受欢迎,在之后临近期中考的时候,我不只一次看着他们金融班同学的复习材料里有他的笔记复印稿。
第四周上课的时候,陆优少见的缺席了。适逢冬末春初,倒春寒,北京那天温度很低,凉风还夹了点雨丝,刮得人脸上生疼;这课因为时间的原因,本来出勤率就不高,这么冷风吹一吹,整个教室空旷得有点萧条,只有教授和几个零星的同学。
我趴在课桌上补了一觉,醒来的时候还差一刻钟下课。教授提前结束授课,抬头看了看冷清的教室,绿着脸,翻开签到册宣布开始点名。冒着风雨出勤的几个同学都露出了“此行不虚”的欣喜神色。
我咬着笔头想要不要给陆优发个短信通风报信,但这个行为实在太主动,我听课的动机和目的一揽无余,只好作罢。但他这么认真的学生被记旷课真是没道理,于是在教授念到陆优名字的时候,我粗着嗓子大声应了一句“到!”
整个金融班有50来号人,教授应该不记得哪个是哪个吧?
人少教室大,我耳边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我那声“到!”的回音。尔后教授抬头朝我的方向疑惑地看过来,前排同学也回头,一时间我就成为这堂课的瞩目焦点。
回头的同学里我只认识杜少图的脸,他满脸惊讶地看着我,挑起眉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接着我看见他的口型在说:你谁啊?
我还在想怎么回答他,就听见教授再念了一次陆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