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不报忧就是这个道理。之前的我不明白,常常在电话里说北京的天气太坏了,皮肤脱皮得厉害,上个月吃错了东西,还去医院打了点滴,还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过去,什么也不说,就只会一个劲儿地说,爸爸,我想你了,妈妈,我想你了。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这样的电话,让他们总是给我寄来各种皮肤软膏,消炎药,甚至还有一包包中草药,只是让他们在我病好之后自己又得病了,只是因为忧心女儿的健康,只会在挂掉电话之后彻夜辗转,恨不能飞身来到北京。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明白,我能做的只是不要让他们担忧,哪怕是夸大其词,哪怕是凭空捏造,我也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如何的风生水起,见神杀神,人见人爱,她不会受伤,不会生病,不会沮丧,不会失意,她是百折不挠的圣斗士,她是金刚不坏的铁甲骑兵。
而这些招数,都是我的父母传授给我的。我的爸爸明明得了胆结石住院,却唯独把我蒙在鼓里,企图在病好之后就可以当这场病从未发生过,倘若不是思齐无意间告诉我,我还傻得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夜夜笙歌的生活,哪里知道我的老父此刻正躺在医院忍受病痛的折磨?
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会不可抑制地思念我的家乡,那个曾经我一度想要逃离的地方。那只是一个位于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在中国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小圆点,有着60多万常住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地方。在成都平原的右下角,在四川盆地的腹地,在一个叫家的地方。
我想了很久,还是给思齐打了电话。我听见电话那端传来我熟悉的声音,带着沉静的力量,“佳瑄?”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高兴,“思齐,听我妈说你升主治医生了?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怕请客么?”
“不好意思,等一下。”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仿佛在对着谁讲话,然后沉默了片刻,才听见他的声音,“怎么会想到给我电话?”
“你有事么?”电话那端的背景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怪只怪县城太小,我瞬间明白了他身在何处。
“没什么,跟一个朋友聊天。”
“相亲?”我还是问出了口。是的,沉默寡言的思齐,永远过着医院和家两点一线生活的思齐却在一个周五的夜晚,在爱度咖啡厅跟一个朋友聊天。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带他去那里,笑嘻嘻地对他说,“思齐,你看这里坐的都是情侣,情调好,咖啡很香,真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以后交了女友一定要带她来这里。”
可是,我多想从他嘴里听到不一样的答案,但是他却在电话那端奇异的沉默。他从不对我说谎,所以他选择沉默。
“那我不打扰你了。”我几乎是狼狈地挂掉了电话。然后狠狠地把电话摔到了地上。
房间里空无一人,可是我有想尖叫的冲动。
不,这不是真的。
07
在大三那年,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秋天,跟现在这般一样的季节。思齐到重庆来看我。可是重庆的秋天那么短暂,像极了昙花一现的烟火,所以注定那一场相遇都是以欣喜开头以遗憾告终的结局。
我还记得他送给我一大盒巧克力,那种桃心状的巧克力安静地分布在盒子里,却因为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而变得有些黏软。我带他去逛我们的校园,去看重庆最美丽的夜景,然后在那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牵起了我的手。
我的头刚好到他的下巴,那时的他已经长成一个大男孩了,有宽阔的胸膛,沉稳的心跳,十年前那个比我还要矮半个头,带着眼镜的小男孩终于从记忆里走了出来,他在南山的半山上,对我说,“佳瑄,没有谁会在原地等待。”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上一秒,我刚刚侧过脸,躲开了他的吻。我不知道他来到这里,从牵手到亲吻,需要多大的勇气,但是我知道,我辜负了一个人或许是长达十年的等待。
可是那时的我其实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涵义。我以为等待便是等待,不会流失,不会更改,比如说我就是我,思齐就是思齐,傅心扬就是傅心扬。我们三个人的位置在相遇的最初就已经注定,是命中注定,所以我才那么有恃无恐的认为,无论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思齐永远在我的身后。
在我决定去北京的那一天,思齐来送我。就在那一天,他知晓了埋藏在我心底十年的秘密。我跟他躺在学校外面小旅馆的那张床上,那是一个冬天。我靠在他的怀里,满足地叹息,“思齐,你好温暖。”
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
下一秒,我又撕裂了他仅存的希冀,“因为跟你躺在一起,好像什么也不能做,如果做点什么,感觉很像ann。”
有时候,我就是这么乖张,被别人伤害的同时也在伤害人。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小时候。那一年,我11岁,傅心扬12岁,李思齐12岁。
那一年的朝阳中学的新生入学典礼,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傅心扬,他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服,张扬得像一团火。他从我的身旁跑过,带起了一阵风,对我说,“嗨,我们又同班了,真是巧。”
那一年,周围的同学笑我是清洁工的女儿,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对着我说,“原来你妈妈就在这条街上扫大街啊?”“梁佳瑄,梁建明是不是你爸爸?昨天他到我们家来抄气表了,原来你爸是个抄气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