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卧不安,绝望透顶。在家只住了一天,周六一早我就跑了回去。
钥匙插进门里,闯过一关;拧动,又闯过一关;看到我的东西原样未动,我松了一大口气,靠在门上,险些落泪。
你从沙发上抬起头,睡眼惺忪,“周日了吗?我睡了两天?”
“周六,我在家看不成书,想在这里复习。”我说。
“那你复习吧,中午叫我。”你把头埋进被子里说。
你继续留我,留一个觊觎你的人在身边。我以为是哲学的形而上让你无暇顾及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以为我的爱没有到那种让你讨厌的地步。
然而,我觊觎你,你要通过我的觊觎救赎我。
你开始花很多时间跟我聊天,让我讲我以前的生活。你那篇论文正写到紧要关头,却突然停下,整天关心我的琐事。
我谨慎地幻想你也喜歡我。
我放纵我的臆想,压制我的情欲,把我的成长展示给你。
这样的聊天让我也更加了解你。你父母被打成右派时哥哥姐姐已经成年,怕被牵连,在国外的回不来,在国内的只敢偷偷接济,你一个人睡,夜夜失眠。
陈景同,那时怕孤独,长大也怕孤独吧,不然为什么留我在身边呢。
进入十二月,下了第一场雪。你晚上值班,打电话让我給你送大衣。我在你房間看见你床头的书,叔本华换成了弗洛伊德,还有几本国内精神分析类书籍。
我踩着雪给你送大衣,小雪花飘到积雪上,如芥子浮于汪洋,微不足道,如人执于阎浮提,碌碌尘劳。
办公室里暖气不足,你烤着一个不带罩的取暖器,钨丝光像炽热的夕阳。
你接过大衣,“冷吗?过来烤烤。”
我跟你坐一起,“不冷,你不把床搬进来?”
“不用,我晚上写东西,反正明天能调休,这床太硬,白天回去睡。”
你说完剥橘子,那橘子被你用绳子吊在加热器前,烤的直冒烟,吃起来又热又酸。
你问我香港的圣诞节怎么过,我猜你是想知道我在大伯家时节日怎么过。我在学校图书馆借过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书,对精神分析也知道的,通过找到患者的创伤解决精神问题。
我以为你有一点喜欢我才想了解我,但你只是想找到我的病因。
你在哲学里望洋兴叹,在其他事情上盲目乐天。你又不是专业的精神分析师,就算我配合你展示我的创伤,你怎么引导我去修复呢?
况且,爱你为什么就一定是病?
你不能被爱吗?还是不能被男人爱。
而我,没有爱人的权利吗?还是因为爱的是男人要被剥夺?
你既然认定这是病,为什么还要留我在身边,又为什么大费周章要找到我的病因?
我的病因,就是你呀!
加热器接触不良,光忽明忽暗。我问你是要用精神分析那一套给我治病吗?
我说你不如把这件事跟我父母说,这样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效果会更好,那里有专业的医生,专治这种病。
你把橘子皮放在加热器后盖上,屋里都是橘子皮油室里炸出来的苦涩味。
你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副跟学生倾心交谈时的模样,“别胡说,我不会跟你父母说。你年纪还小,在这种事情上犯迷糊或者认知错误都是正常的。我跟我同学打听了,成长中的某些遭遇会导致对异性的排斥,我们找到原因,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而且,就算没找到,过两年你再长大点,可能观念自己就转过来了呢。”
我心中悲愤,胸膛里雷雨交加,你为了不让我爱你,否认我的爱,把它说成认知错误,说成犯糊涂。
你自顾说下去,“…精神病院的治疗手段很疼的,你在别人面前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再疼能有多疼?肉体的疼痛如何能与心灵的疼痛相比。
当埃比克泰德在修道院里叫出“疼痛,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只能折磨我的肉体”时,陈景同,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折磨我的灵魂。
可是,你膝盖上的双手又是那么真诚,好像就算我罪孽深重你也不会放弃。
我再怎么证明我的爱,争辩、乞求、哭泣、怒吼,都只是对你的亵渎。
我冲出门外,看到韩新站在走廊里。我一下子冷静下来,他可能偷听了很久,我瞥了他一眼,没打招呼便走出办公楼。
我在雪地里走了一夜,鞋子浸透雪水,黎明时放在窗户上,天亮结成冻块。
你值完班快中午才回来,给我一包双色梅花造型的巧克力,“跑到百货大楼才买到,进口的,我小时候吃过一次,很甜,尝尝?”
我拿出一块儿掰了一半放嘴里,带点苦,有渣子。
我在香港上学时吃公爵夫人和金沙,放在水晶盘里,入口即化。味道没有这个好。出家后偶尔也吃过一些私人订制的,味道也没有这个好。
“好吃。”我说。
你用这种方法又取得了我们之间的和平。
我强迫自己与你平静相处,你要查资料研究学术,我给你当助手;你要备课,有自己的社交,我就复习功课;你累了对着卫生间拉小提琴,我就静静听着。
我孤立无援,惊慌失措,没有能力拿到主动权,一腔爱像羽毛,全凭你风吹来的方向,无常,悬浮。
圣诞节,你大哥从国外回来,你去参加家庭聚会。
我打电话转接到香港。大伯那边总是很热闹,家人朋友满堂。大伯说:“你的圣诞礼物被阿星偷偷拆啦…”
表哥抢过电话,“不要听爸爸讲,有给你放房间,你何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