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到了市政府门口,一看见这群村民出现,我就冲上去试图搭讪。和我一起冲上去的,还有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
结果警察愣是把我也当做村民,一齐塞进警车带走了。
偏偏我还忘记带记者证了,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原本想给主任打电话,却被警察把手机一收,推进这件黑屋子里,和村民们关在了一起。
一想到这个,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顿:还好意思仗着多了两年的经验而自以为是呢,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能忘带!
房间里很阴暗的,只有从排气窗里透出的微弱光线。十几个人都坐在积了一层厚灰的地上,空气里有股霉尘味,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两个小时过去了,却始终没有人进来问过任何话。眼看着外面的光线也越来越弱,我心里愈发焦急,这样耗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了。
我看向身边,左边的人把头埋在膝盖里,似乎已经快要睡着了。右边的人倒还睁着眼睛,定定地看着天花板,只是眼神里空空的,意识大概早就神游天外去了。
我清了清嗓子,压低声音对右边这人道:“师傅,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我连说了两遍,那人才回过神看向我,他打量了我一番,才开口:“你是谁?怎么没见过你?”
我尴尬地笑着:“我是个记者,听说你们来上访,所以过来采访的。没想到,也被当做是和你们一起的,给抓了进来。”
“记者啊……”那人把头转过去,慢慢道:“记者有什么用,村里来了好几拨记者了,每次都好吃好喝地招待,结果没一个能解决问题的。”
没想到那人对记者的印象那么差,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其实对这些所谓的“同行”,我也咬牙切齿,说他们是记者,还不如说是骗吃骗喝的大骗子,仗着有个记者证,什么厚颜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咱们这行的名声,就是被这些人给搞臭的。
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实在不能再这样干坐下去,我又硬着头皮开口:“师傅,您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跟我说一下吧,反正在这里坐着也是坐着,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我不要你们招待的,我们也算是共患难嘛!”
我说完,回答我的是一片长久的沉默。
我注意到,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清醒了过来,用一种防备的眼光看着我。显然,他们并不信任我。
我叹了口气:“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谁也不容易,要不是为了糊口饭吃,我又怎么会在休息日跑出来工作,还被关到这里来。唉,我也不是这里的本地人,一个人在城市打拼,都快三十岁了,既没成家也没立业。难得今天休息,和室友打算做顿好吃的,做到一半又被领导叫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向领导交待……”说到后来,我的语气里已经带了点哽咽之意。
感觉的右边的动静,我深吸一口气,捧着脸闷闷地说了句:“抱歉。”
“小兄弟,你还年轻啊!”身边的大叔终于开口了。我在心里暗松一口气,果然,在这种时候装可怜是很有用的。
“我们村是个本分村子,每个人都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农民嘛,白天种田晚上休息,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至少还能活下去,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有好几个。”
“可是没想到,村委会那帮王八蛋,竟然偷偷把我们的土地都卖给了一家化工厂,只给我们一亩地几百元,还要我们月底前搬走,不然就要拆了我们的房子,直接把我们赶走。”
果然是强拆!我叹了口气,无权无势、又没有文化的村民,遇到这种村委会和企业官商勾结的欺压,基本上都是毫无招架之力的。也因此,有不少人被逼得做出了极端的事情。
“我会尽量帮忙写报道,红星村是吧,我明天就过去采访。不过,我现在要先想办法出去……”这种时候,坦率是最好的态度,我不敢下包票,只能尽量全力以赴。
幸好门外似乎无人监视,幸好这间房间在一楼,幸好房里的人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幸好我的体型很瘦。
他们齐心协力把排气窗撬开,又把我拖起来,帮助我爬了出去。
天已经全黑了,窗外是一片院子,似乎无人看管。我顾不得被扣押的东西,一直向外跑,直到在马路边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直到坐在车上,我还一直拼命往后看,生怕有一辆警车突然追出来。呵,虽然一个人逃出来,真有点不厚道,可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只有逃出去,才能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
车子大约开出几百米,见后面没有人追上来,我放下心,长舒一口气,往后仰靠在座椅上。
安然归来…
等自己的气息平稳一些,我便厚着脸皮,问司机借手机。本以为要磨一会儿,没想到司机先生很好说话,立刻就把手机递了过来。
拨通汪嘉文的手机,幸好我把他的号码背下来了。在电话里简单地说了事情经过,然后麻烦他半个小时后到小区门口来,帮我付打车费。
把手机还给司机,向他道了声谢,司机先生却突然噗嗤一声笑出来。我不明所以地看向他,或者说,是通过后视镜看向他。
司机先生笑了一会儿,挠挠后脑道:“不好意思,我刚才把你当做警察局里逃出来的犯人了,怕你要杀我抢车,才二话不说就把手机借给你,没想到,你竟然是个记者。”
啊?我想起自己刚才那副胆怯又焦急的样子,又是在警察局门外,也难怪司机会这样想。幸好他还是很厚道的,没掉个头直接送我回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