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过了加征奢侈税,比如之前一两印泥作价20两白银,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缴纳六钱七分银的税钱,而现在加税到了30%,就要纳税六两的税钱。
这种税是一种特别税,商品的目录非常明确。
而且收税并不是去坐商手里收税,而是在街道的两侧,设立稽税房,专门厘清税款。
用尽心机和手段,其实也可以逃避,但你手里的东西,是真是假,那就没人去证明了。
奢侈品的本质就是浪费,浪费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税,没有税票,你手里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会默认为假,那么奢侈品最大的交换价值和情绪价值就荡然无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样的蜀锦川锻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样,花费了重金,结果因为缺少了认证,换来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羡慕的目光和夸赞。
拜金钱教,认为金钱是无所不能的,这本质上是对劳动产生价值的否定,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整个社会,由上到下的整体失活。
大明已经进入了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的地步,靠着个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钱教进一步蔓延,那么大明整体失活,朝廷系统性失灵,就已经不远了。
个人努力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朱翊钧说不好,但他已经在尽量做了,让個人的努力有所回报,劳有所得。
朱翊钧对于加税十分谨慎,十二年的时间,他就加税了两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税,这个税在民间被称之为叛逃税,背叛大明、逃离大明,交了钱就可以自由离开的税,带有十分明确的贬义,第二个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税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加税,还有一个也是加税,那就是在松江府试行的一条鞭法。
这也是阎士选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县的原因,阎士选不是申时行、姚光启这样的天上人,面对一定会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阎士选只能逃避。
朱翊钧从来不认为阎士选的逃避是可耻的行为,一如当初王之诰选择了离开文华殿,不敢继续走下去。
逃避并不可耻,因为官场就是如此的残酷,你朝中无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过火焰山,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显然一条鞭法的试行,就是三伏天过火焰山一样的危局。
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将种类繁多的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一条编,折算为银两纳税;要解决的是大明财税制度的不完整,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间遗留的顽疾;要解决的是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
而且一条鞭法要解决的是百姓负担过重的问题,松江孙氏孙克弘说的很明白,一条鞭法就是加税,但一条鞭法执行的越到位,越彻底,百姓的负担就会越轻。
越加税,百姓的负担越轻,就像是越加税越能抑制兼并一样,是个悖论,但在大明特殊的国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间定田赋三十税一之后,大明田赋看起来很低很低,但其实自洪武年间就存在一个运费的问题,那时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运到县城或者府衙,这几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粮食浪费?从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后来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发劳役,运费的问题,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换成白银就简单多了。
大明每年从南衙取400万石的漕粮,南衙地方很多官员,都是带着白银到松江府,直接购买舶来粮,粮食连船都不下,直接入京,这样一来,地方衙门也卸下了沉重的运费负担,当然这个钱,四差银、丁徭银,还是要收的,只不过都落到了地方衙门的口袋里。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运行逻辑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而大明的统治阶级非常明确,世袭官和官选官,和诞生官选官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
而国朝这个工具,既可以捞取利益,也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条鞭法,就是要动势要豪右、地方衙门的蛋糕,是统治阶级的内讧,这种程度的矛盾和冲突,阎士选选择离开,是审时度势,也是无奈,他阎士选要是王崇古的族党,而不是普通的晋党,他也敢在上海县战斗到最后一刻!
“阎士选的逃避并不可耻,因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启来到了上海县后,才选择了离开,这也是一种负责。”朱翊钧亲自给阎士选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到了杭州府后要好好干,随着书信一起送到的,还有刚刚印出来的《官场纪实:从入门到权倾一方》。
这是肯定,也是勉励,相比较松江府这个第一战场,浙江这个第二战场同样重要,浙抚朱纨、李天宠、胡宗宪先后在浙抚的位置上,因为平倭而死,无论是严党还是清流,在嘉靖年间,只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阎士选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松警惕。
阎士选不是不负责任,姚光启早就做出了选择,海带大王这个诨号,就注定了姚光启只能在坚持为百姓谋利这套路上走下去,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姚光启脸上有道疤,那是他为保护百姓利益的功勋章。
“陛下,归化城来的奏疏和游学札记。”冯保呈送了另外几本奏疏。
朱翊钧收到了林辅成、李贽的第二份草原游学札记,这份札记,依旧胆大包天,不过胆大包天不是指责国朝失去了灵魂,而是行为过于大胆了。
讨论的内容,仍然是宗教对人的异化。
林辅成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归化城,绥远布政使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们,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辅成和李贽能说点好话,三娘子作为大明册封的一品忠顺夫人,对于黄公子的身份还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辅成他们这趟游学的收获,都会直达天听,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辅成依旧批评了归化城,批评了归化城的宗教,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归化城附近有个喇嘛庙,香火极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开法会,林辅成和李贽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开,河流解冻的时候召开。
草原上的春天比内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时候。
草原的法会很有问题!因为影响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参加法会了,结果就是春耕被耽误。
在大明,春蚕要吐丝的时候,哪怕是县太爷下乡,都不能鸣锣开道,因为春蚕受到惊吓,不会吐丝,甚至惊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犊,所有人都要轻手轻脚,衙门要遣衙役上门道喜,并且记录在案;
大明律明确规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门无故不得征发劳役,除非有圣旨,但皇帝一般为了避免被骂,这种圣旨轻易是不会下的。
在收割麦子的五月,县学里的童生,都会放假,就是收麦。
是保生产还是保礼法?大明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两百余年也没变过,那就是保生产。
但是草原不这样,归化城的喇嘛庙吹吹打打,法会要进行半个月之久,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