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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039;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变法之事，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至常人不敢至之处，都是行常人不敢行之事，因其“险远”，同路之人自然是越来越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所行之事，既是无悔，其孰能讥之乎？

只是当时同游之人，与自己共探秘境的好友弟弟，如今也是“讥”讽自己之人。

自古变法者，都是损害现下得利者的利益的，而当下的得利者大多都围绕在统治者的周围，正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发言权的那类人。

这道理王安石清楚的很，但他仍愿意在这独木桥上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孤勇者

不止是司马光，苏辙也说:&ot;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不免妄用;及其纳钱，不免喻限。&ot;注1

苏辙大人对官和民的执行力都不是很有信心呢。

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说：“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勃然进曰：“茍从其欲，虽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在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

就是不种田的城里人也开始借钱了，王安石认为既然愿意借，农民优先，城里人也想借就借呗。

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表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

青苗法可以看做就是一种官方借贷，在农忙的时候借给百姓资金，以事生产，然后年底再收回，并征收一定利息以充国库。想法是好的，但是在实施中e，第一是最开始规定的利息不高于两分并随农事产出变动的落实不好，成为了官方高利贷。第二是存在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的现象，你嫌利息高了不借都不行（因为这是长官的差事地方能赚到钱自己财政富足了上官也开心，可以就苦了）。

所以青苗法虽然充盈了国库，但实际上在有些地方不但没有减轻百姓负担，反而借变法之名强行敛财，导致民怨四起。

王安石的好朋友傅尧俞傅钦之从庐州知州回京任职。王安石高兴了很久，这傅钦之也是位“十岁能为文”的天才。跟王安石是同年（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傅尧俞登科时还未及弱冠，比王安石还要小上三岁。

王安石年轻时常会去找他玩，每次去他家，傅尧俞都在书房，介甫仗着自己年长一丢丢还打趣他说：“君少年决科，不以游戏为娱，何也？”

尧俞曰：“性不喜嚣杂，非有他尔。”

介甫叹息奇之，觉得这个弟弟少年老成，明明还没有二十岁却比自己长兄还要老成持重。“尧俞厚重言寡，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忍欺。”

但尽管如此，还是依旧有什么好玩的都去傅尧俞府上叨扰一番。

其实傅尧俞也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不喜，只是没王安石那么喜呼朋唤友地出去浪，但好像傅尧俞同学也只是不喜迈出门去这个开头，只要是拉出去拽出去哄出去骗出去了，还是可以玩的很开心的。

傅尧俞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由其祖母霍氏抚养成人，也没有嫡亲的兄弟姐妹，秉性聪慧，且早熟。

祖母要求甚严，期望甚高，傅尧俞也能体会到祖母辛劳，自己又是个自幼极懂事极自律的人，仿佛从小就是不需要和旁的孩子一样游戏的。

也只有年少介甫喊他出游，他才能勉强自我安慰一下“我是想好好读书的哦，是他非拉我出去玩的呢”。话说回来，尧俞同学毕竟不过十几岁的少年郎，天性也本该如此。

渐渐的，年少的傅尧俞竟也有些暗暗期待介甫兄来寻自己，只是这份期待对谁也未曾表露过，怕是自己也都不甚明了，每次介甫来的时候还要装作不愿意的样子推诿几下。

两人多年未见，傅钦之一到京师，王安石就像少年一样邀约了好几次竟面都没见上。

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还君。”

尧俞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欺人，敢以实告。”

推行新法，世人都认为不妥当。如果我在谏院任职，定当极力陈述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