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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页）

“可是什么？”我追问道。

霍寡妇抬眼看了我一眼：“可是五军看到我似乎并不高兴，相反，在他第一眼发现是我的时候，脸上的笑都挂不住，好像很失望一般。聊了半小时，他也没说什么话，就瞅着我胳膊上戴着黑袖套，随便问了句是不是又守寡了。我应着，然后我以为他会安慰我几句什么，谁知道他扭过头压根不看我了。”

“他在看到你的时候露出很失望的表情？”我小声复述道，“也就是说你与他本来期待出现的探望者并不是同一个人。”

我扭头望向了邵波，邵波也紧皱着眉头对霍寡妇发问道：“你能确定不会有其他人去看他吗？”

霍寡妇摇头：“不可能有的，他无亲无故，甚至连一个能一次性说上超过五句话的人都没有。”说到这她又想了想，似乎在确认这一结果。最后她很肯定地说道：“不可能有的，绝不可能有人会去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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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霍寡妇在那小小的包房里聊了有两三个小时，话题始终是围绕着田五军的。渐渐地，一个话不多、孤僻固执、为人处世存在很大问题的光棍汉子在我们脑子里逐步成形。至于寡妇挂在嘴边的算命先生所说到的命理论，在我看来，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面相学说，在中华文化产生之初，便开始酝酿并逐步成形了。根据一个人五官与外表的一些特点，来揣测人的性格。而什么样的性格，其实也基本注定了这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西方科学与之对应的，便是犯罪心理学萌芽最初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意大利医生龙勃罗梭（CesareLombroso，1836—1909）撰写的《犯罪人论》（L’uomoDelinquente，1876），内容很大程度是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延伸开来的。他将犯罪人外形上的特点，诠释为遗传缺陷，并认为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东方的心理学家将《犯罪人论》看完后，再对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相学会发现，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基础是人类已经确定的各种论据，后者为天马行空的神来之笔。

于是，前者成了科学。后者沦为封建迷信。

到吃得差不多了，似乎该聊的也聊完了，邵波最先站起来，对着楼下喊话：“老板娘，买单。”

楼下传来那女人的声音：“好嘞，已经算好了，258块。”

这时，霍寡妇却率先走出包房往楼下喊：“老板娘，这顿算我的。”

楼下似乎没听见。

邵波追过去：“嫂子你别闹，怎么可能让你请我们吃饭呢！”

说话间，大家都到了一楼。只见霍寡妇已经抢先到吧台前拿起了账单：“算我的吧，不过我身上钱不够，从我这个月工资里扣。”

“还怎么扣呢？”吧台里的女人阴着脸，“前些天你娃住院，已经支了这个月工资，现在这算啥？算赊账吗？”

邵波三步两步上前，掏出三张一百的递了过去。紧接着又犹豫了一下，多拿出一百来：“这位大姐，不用找了，多的算小费。下午我们想让嫂子领我们去一趟大哥坟上烧炷香，没问题吧？”

吧台里的女人喜笑颜开：“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她说完对着霍寡妇嘀咕了一句，“去吧，不算你请假，也不扣你工钱。”

寡妇愣了下，嘴角往上翘了翘，最终硬是没笑出来：“那一会儿我娃娃……”

“你去吧，娃娃放学回来了我让他上楼上，自己做作业。对了，你们村子远，如果晚上你回不来的话，我让你娃跟我娃睡一晚就是了。”老板娘继续说道。

我们走出湘菜王的时候是下午1:11，以前文戈说过，如果一个人无论有意无意看表，看到的都是好几个“1”的话，那就说明他很孤独。

我是不是孤独我无法确定，因为我身边始终有一群要好的朋友。

但……我每次看表时，都能看到很多个“1”。

霍寡妇扬起脸看了看天：“你们是真想去看看我那第一个死鬼男人的坟吗，还是想去看看田五军以前的家？”

“后者。”我很老实地回答道。

“你们一点都不像公安，公安不会对人这么和气。”霍寡妇念叨着。

“我们确实不是公安。”我点头。

“可以给我说说你们的目的吗？算了，我也不想听了……”霍寡妇朝着街道前方看了看，“我们坐那种蹦蹦车过去吧？不贵，到田五军那破房子只要30块钱。”

她说的蹦蹦车，其实就是带斗的三轮摩托。司机见我们是城里人，开口要50，来回100。霍寡妇一顿数落，最后还价到了来回50块。可邵波天性大方，败家是常态，递给了人家100，说不用找了，给开稳当点就行。

寡妇和司机都愣了一下，两人差不多10分钟的拉锯战似乎没啥意义。

蹦蹦车便驶出了虎丘镇，开上了蜿蜒的山路。所幸南方的山都不陡，起伏不是太大。古大力以前应该没坐过这种三轮摩托，看上去比较兴奋，那颗大脑袋东张西望，嘴里不时小声嘀咕着什么。到某个颠簸得厉害之处，他又正好摇头晃脑得太狠，一不小心差点往车斗外面翻下去。多亏邵波反应快，抓住了他的皮带给扯了回来。平衡能力有着严重问题的大脑袋男人满脸苍白，至此没有那么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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